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痴情中国的西方使者,信仰自由的灵魂画家--瑞典艺术家杨翰松

一头稀松的银发,棱角分明的西方脸,目光炯炯有神,表情丰富,翠绿色休闲裤,海蓝色T恤,一个快乐、有活力的老者。他就是瑞典艺术家Janeric Johansson,他还有个很传统的中文名——杨翰松。

“心”与“感动”,是专访时从杨翰松口中蹦出最多的两个词。杨翰松认为,真正的艺术就是语言,能让人相互沟通,感动人的心灵。

杨翰松有着艺术家所特有的感性,他会毫不掩饰地流露真性情,时而开心哈哈大笑,时而兴奋手舞足蹈,时而感伤黯然垂泪。这位64岁的北欧艺术家与中国结缘15载,醉心仰韶文化,因为它体现了中瑞友好,而他也决心用一生续写与中国的“不了情”,延续友好。

在艺术创作上,他像一个侠客,游历世界,吸东西方文化精华,但绝对加入任何“门派”,崇尚自由,追求无限的可能性,哪怕因此要忍受孤独。

从中国古老的仰韶文化谈起

“我发现越是研究仰韶文化,就越对它感兴趣。”

仰韶文化——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统称,也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持续时间最长、覆盖范围最广的新石器时代文化,尤其是绘制着精美花纹的彩陶,成为仰韶文化独特标志。

1921年,瑞典著名地质学家安特生(Johan Gunnar Andersson)和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等,在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的仰韶村,首次发现并命名距今5000-7000年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,填补中国远古文化发展史上的空白,揭开中国史前文化研究和田野考古学的第一页。安特生因此被誉为“仰韶文化之父”。

杨翰松 —同样来自瑞典的一位艺术家,当几年前他得知这段历史时,感动落泪。这位艺术家自幼喜欢历史和考古,现在的他对仰韶文化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,他阅读了大量的资料和书籍,而对从事艺术创作40多年的杨翰松的专访,也是从他深爱着的仰韶文化开始谈起。

“我在文章里写过这个很有价值的事情。在此(仰韶文化被发现)之前,中国人以为中国没有石器时代,没有找到过这样的考古依据,只知道金属(青铜器)时代。但是,瑞典人安特生不相信这一点,他想找到不一样的东西,他来到了中国。

1919年,安特生在火车上碰到了玛利亚·佩特松(Maria Petterson),随后,他在中国拜访了她,在洛阳新安县。他在考古的过程中,发现了‘龙骨’(Dragon Bone),不过是一些很小的残片,他想找到更准确的,完整的骨架。于是,他在乡村不断地搜寻,他想出了一个办法,他让更多人帮他来找,他让在河南的三个传教站的传教士们帮他留意,从他们这里,他都获得了非常积极的反馈。

他们从洛阳开始了考古搜寻,过程也遇到了很多困难。1920年,中国处于革命的动荡时期,孙中山把当地许多的军队‘炒’了,从将领到士兵,因为他们属于‘另一个中国’,于是,那个地区成了土匪的据点。他们分成了很多派,互相攻击,给当地百姓也带来了很大的麻烦。

1921年,跟着玛利亚·佩特松去寻找地质信息,幸运但并不出人意料的是,他们没遇到什么危险,却有了许多的发现,安特生在中国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突破,他的研究方向和领域也随之发生了变化。因为他本来的身份是地质学家,他被中国邀请来中国的任务是帮助中国寻找矿藏。对考古兴趣浓厚的安特生也没有想到自己就这样成了考古学家,并一举震惊世界。

在此半年之前,革命爆发,革命军和土匪两派都有大批伤员被收容到了佩特松的传教站,两边的人差点又要打起来了,佩特松大喝道:不许动,一边的人待在一边,另一边的人在另一边,她画了一条线,谁敢越过半步,我就把你们都赶出去。所有人都很尊敬佩特松,认为她是一位神圣的人物。佩特松女士是一位了不起的女士,有着特殊魅力和崇高人格的人,她总是有办法应付不同的人和状况。

安特生对佩特松的这个故事印象深刻,他也因此知道外出工作不带枪反而更安全。几个星期后,有瑞典人来到这里,安特生告诉他们,有玛利亚·佩特松在,你们的枪都用不上。几天后,安特生来到了渑池,在这里他也得到了传教士的许多帮助。

瑞典地质学家、考古学家
瑞典地质学家、考古学家安特生
1921年发现了仰韶文化,数年后,又找到了“北京人”
玛利亚·佩特松女士
玛利亚·佩特松女士
她在河南新安县传教,并建了一家孤儿院
瑞典一个小镇的“青年协会”
瑞典一个小镇的“青年协会”
杨翰松曾外祖父(后排左二)是这个公益团体的一员

第二年,安特生派了他的采集员到渑池,搜寻更多信息,特别是找石头,也发现了一些可能是石器时代的石头。安特生来到了渑池附近的仰韶村,他找到了当地的村长,他有了惊人的发现,有许多那样的石头,似乎每个人的口袋里都有,很多小孩子拿这种石头当玩具,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石头的重要性。村长号召村里的人都去找石头,找了好几天,到安特生回到他在北京的研究所时,他带回了600多块石头和陶片。

这些陶片的品质非常好,有很好的花纹和装饰。他想知道这些东西到底有多么古老,于是带着它们回到了瑞典,又到了伦敦,让科学家做鉴定,他得到了肯定的答案,非常兴奋。远古没有专业的制陶技术和工具,都是用手一点一点地做出来的,却能如此地精美,造型完美,纹饰漂亮。据考证,这些巧夺天工的仰韶艺术品是在5000-7000年前制成的,在欧洲发现如此高超工艺的陶器则要晚得多——约2500年前。

半年后,他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许可,在仰韶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挖掘,最终发现这里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旧石器遗址。 很奇怪的是,这么重要的一项考古发现,是一个外国人完成的,而不是中国人。如果当时没有这项发现,这些文物和遗址很可能遭到更大程度的破坏。

还有一点要说的是,他当时带回瑞典的600多块文物,是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同意的,但是必须归还其中的一半,他做到了。遗憾的是,留在瑞典的那一半,现陈列在瑞典的博物馆里,毫发无损,而回到中国的那一半,在战乱中丢失,不知所踪。 安特生的研究改变了中国对历史起源的认识。但对于安特生这么重要的贡献,瑞典人不知道,中国人也不知道。”

要特别强调的是,传教士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扮演着一个特殊的角色,很重要但却总是被忽视。如果没有传教士的帮助,安特生不可能有这些发现,他甚至不可能派采集员去渑池和仰韶。 由于为安特生提供帮助,为他的科研作出了重要贡献,传教士们也获得了瑞典科学院的嘉奖,玛利亚·佩特松还获得了皇家银质奖章。

除了有关帮助安特生进行考古研究的那段历史之外,传教士还在中国做了很多事,他们带来了《圣经》中关于上帝的知识,宣扬教义;他们也有大量的社会活动,比如,他们会帮助人们戒掉鸦片,每年会帮助25-30人戒除烟瘾;他们还兴办教育,让许多没有机会上学的男孩和女孩们能够得到了良好的教育;建孤儿院,收留无家可归的孩子,有些是被遗弃的,有些是父母在战乱中丧生的;此外,他们还会救济在战争受伤的军人和平民,为他们提供免费的医疗和食宿。

谈到玛利亚·佩特松这位传教士时,杨翰松总是心怀崇敬,对这位能说流利汉语的女性赞誉有加,称她是“瑞典的特蕾莎修女”,被她的品格和精神“震撼并激励着”,也对她在中国和瑞典的不为人知感到深深地遗憾。

在杨翰松的一些作品中,可以发现仰韶文化的踪迹,陶器和类似象形文字的抽象化图案。 如今,在河南渑池的仰韶文化博物馆里,他的作品被永久性收藏,他和他的艺术也因此与永久性地与仰韶文化融合在一起。

  • 混乱的世界 Out of Chaos (丙烯,绘制于金属和木头上)
    混乱的世界 Out of Chaos (丙烯,绘制于金属和木头上)
  • 隧道之光 Tunnel Light (丙烯,绘制于画布上)
    隧道之光 Tunnel Light (丙烯,绘制于画布上)
  • 专门为仰韶文化博物馆创作的作品,由博物馆永久性收藏(丙烯、油和沙,绘制于画布和金属上)
    专门为仰韶文化博物馆创作的作品,由博物馆永久性收藏(丙烯、油和沙,绘制于画布和金属上)

忆祖辈中国缘,画家潸然泪下

上午的采访告一段落,我们便到附近餐厅用餐。意犹未尽之际,杨翰松继续谈仰韶文化,继续谈中国与瑞典。他说:“其实,在第一次来中国之前,我对中国一无所知,但是当我开始研究仰韶文化之后,我竟然发现我的家庭与中国在将近100年前就有着密切的渊源。”

原来,当年由于瑞典是被认为对中国没有侵略野心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,事实也的确如此,瑞典没有参与两次世界大战,在战争中始终扮演着和平与中立的角色。所以,瑞典的学者和传教士在中国得到了更多的尊重和认可。 而瑞典传教士在中国所做的善事都需要经费,这些经费都来自于远在距离8000公里外的瑞典人民,特别是那些虔诚的基督教徒们。传教士撰文,教会出版,让他们在瑞典国内就能了解到中国的情况,大家对这个身处苦难中的民族的非常同情,非常积极地募捐,支持传教士们在中国的善举。

直到几年前,杨翰松在曾外祖父母的遗物中发现了两箱信件和照片,其中有与传教士的往来信件,谈到了参与帮助中国人的往事,那是1920年代的事情。“现在,他们100多年前盖的住的房子还在,墙上还挂着当年去中国的传教士的照片,我的女儿(注:指广州的干女儿——一位优秀的青年二胡演奏家)去过。”曾外祖父母当年的经济条件并不好,但是对于万里之外的另一个民族却是尽其所能,慷慨相助。讲到这里,年过六旬的画家抑制不住激动的情绪,潸然泪下。

拭去泪水,杨翰松又笑着说起了自己在中国的10个干女儿,她们都是他在中国认识的年轻朋友(几乎都是艺术工作者),她们当中好几位还去过他在瑞典的家,最长的在他家住了整整一年。自己本来有3个令他骄傲的孩子,但对这10个干女儿,他也都视如己出,非常爱惜。

在他广州的干女儿家,我们在墙上看到了一幅画,那是她的结婚礼物,从某一侧看,有一个大大的、红色的汉字——“爱”。

与中国结下一生的不解之缘

“我觉得我属于中国人,这种想法占据了我的心。”

现在中国的发展吸引了世界的关注,也包括瑞典。很多瑞典人关注中国,也许不是对中国历史的起源,可能是其他。“我想做的是,让更多人知道那段历史。”

历史上,300年前,瑞典的大商船曾经来到中国,每年往返多达170次,他们买许多中国的商品回到瑞典,瑞典上层社会很喜欢中国的东西,斯德哥尔摩还建造了中国风格的城堡。“中国有许多瑞典没有的东西。”

而杨翰松与中国的缘分始于1999年,在此之前他与中国或中国艺术从未有过交集。而当他回忆起15年前的初见时,他仍然心绪难平,眼含热泪。

杨翰松出生在瑞典南部延雪平省(Jonkoping)的一个叫维特兰达(Vetlanda)的村庄,民风淳朴,有热情好客的居民,虽然常住人口只有3000多人,但却“有很多是移民,尤其是伊拉克人,因为美国、加拿大人都排斥他们,我们非常善良、开放,欢迎他们”,杨翰松介绍道,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聚集的地方长大,让他受益匪浅,尤其对伊拉克的文化。多元、博爱,也因此成为其艺术的一大特点。

“我是自学成才者,”杨翰松在介绍自己近半个世纪的艺术生涯时说道。但是他却有一个很重要的艺术启蒙者——他的母亲。杨翰松说,虽然家里长辈没有从事专业艺术工作的,但是父母亲都有很好的绘画才能,特别是母亲很细腻地发现了他对艺术感兴趣后,在他4、5岁就给他读西方许多名家的故事,给他看他们的画,一本珍贵的画册陪伴了杨翰松好多年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他开始想尽一切办法了解艺术,拓宽眼界,他从杂志、报纸上把所有有关艺术的信息剪下来,做成册子,到了11、12岁时,“我已经有了很多的艺术知识,对艺术的理解超过了所有同龄的孩子。”

艺术上的早熟使得杨翰松早早地有了自己对艺术独立的思考和追求,他也因此显得与众不同,到高中时,他已经开始进行独立创作,最终中学没有毕业就结束了学生生涯。18岁那年,他举办了人生第一次画展,也就是从那时起,他成为专业画家,至今已46载,在以色列、美国、德国、中国等近20个国家举办个人艺术展150多次。作品被瑞典、德国、以色列、巴西、俄罗斯、南非以及中国等多国博物馆收藏。

“在来中国之前,我去的最多的是以色列,第一次是1980年,”杨翰松笑着说,“一共去过25次,这一次来中国,也是我第25次来中国,这里终于成了我去过次数最多的国家。”

“我第一次来中国是15年前,那是一次国际艺术节,在昆明举行,当时邀请了来自45个国家的艺术家参加,我是唯一一个瑞典人。这对我非常重要,因为我可以与更多的艺术进行交流,我当时不太确定我的艺术是否能在这里得到认可,因为文化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。

艺术节持续一周,但只有我在一个月前就到了昆明,因为他们邀请我来指导这里的艺术系学生,我指导了10个昆明艺术学院的学生,也结识了一些昆明的艺术家。

我在昆明办了作品展,艺术学院所有的师生都来参加了开幕仪式。当时对于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来说都是第一次,他们第一次看外国艺术家的展览,所以我获得了很多的关注,结识了许多中国人。那一个月过去后,国际艺术节开始了,250位来自45个国家的画家、音乐家和舞蹈家,他们从5辆大巴上下来,我和我的中国学生聚集在艺术学院的院子里迎接他们。这时候,我突然觉得我和中国朋友在一起的,我属于中国人,而不是外国艺术家中的一员,那种感觉很特别,我很感动。我认为我属于中国。这种想法占据了我的心。其他艺术家后来可能都没有再来中国,但是我每年都会来两次。”此时,这位艺术家眼中已饱含热泪。

满头银丝的杨翰松精神矍铄,操着流利的英文侃侃而谈,虽然每年都来中国,在中国的时间很长,但他不会说中文,他觉得中文太难了,更主要是太忙了。有时候在工作室,他跟一些中国艺术家沟通实在是有障碍,为此他想了个办法“应急”——准备了一叠小卡片,每张写上一句简单的日常用语。

但是,这并不能妨碍他对中国的热爱。除了仰韶文化,他的作品中还有许多中国元素,尤其是汉字。偶尔,他会为自己听懂某个字词,或者看懂某个字词,而调皮地哈哈大笑。

追求无限可能性的艺术家

“我没有固定的风格,可能你看我两幅不同的作品,会以为出自两位不同的艺术家之手。”

杨翰松在艺术上有自己的独创性,他在金属上作画,而且形式多变,材料多样,不拘一格。其中最独特的就是三维画,需要观众不是站着不动欣赏他的作品,而是从左至右,不同角度有完全不同的画面。杨翰松说:“这就像人生,从不同角度看,有不同的理解,不同的答案,有着无限的可能性。我没有固定的风格,可能你看我两幅不同的作品,会以为出自两位不同的艺术家之手。”这或许就是他的艺术创作理念。但是,他特别强调,好的作品就是要能打动人心,艺术家与观众有心灵的沟通。

别看这位画家非常健谈,其实他绝大多数时候是非常沉默而孤独的,“我在瑞典的工作室里,经常几个月都很少说话,很少跟人交流,只是进行创作,有时候很痛苦,可能会很长时间没有灵感,每天开始工作,到最后什么也画不出来,”说到这里,他的情绪也随之低落,“但可能很快就会变好,会非常有创造力,很多作品就出来了。”他又舒展了眉头。

杨翰松也毫不避讳地谈到艺术与经济的问题。他表示,在瑞典,艺术家有足够的生存空间,首先,孩子上学都是免费的,不像中国,父母培养孩子学艺术需要很大的经济投入;其次,瑞典的艺术气氛浓厚,所有企业都有艺术空间,来提高人们的审美和修养,可以“教育”人,所以,画家总能找到地方可以卖画;第三,欧洲各国之间的交流非常密切,杨翰松活跃在丹麦、西班牙、德国、法国、英国等多个国家的艺术圈。

事业 Carry Air (丙烯、油、沙和铅笔,绘制于画布和木头上) 爱与战争中 In Love and War 戈尔地雅斯难结 The Gordian Knot (照片、竹梯和绳子组成)

在卖画的问题上,杨翰松表示有时也会很纠结,经常会在卖掉一些自己的作品后又“后悔”,当然和许多画家一样,他也有自己的非卖品。另外,他希望买画的人是真的喜欢自己的作品,懂得欣赏艺术,“如果只考虑经济价值,我不愿意卖给他。”

对于商业和创作,杨翰松也有着自己的固执。他表示,艺术家最重要就是有自己的独创性,与众不同之处,绝对不能只为了迎合商业需求而作画,这也是自己创作经常非常艰苦的原因,对自己严苛的要求,使得他算不上一位特别“高产”的艺术家。在这一点上,他认为很多的中国学生和画家做得不好,“他们很多人没有自己的内心,不从自己的内心出发创作,创造力不足,很多作品缺乏个性,无法打动人。”杨翰松的评价毫不客气。

所以,这位艺术家即使如此地深爱中国,他依然表示,自己是一位独立性非常强的画家,“我不是中国画家,我可能会融入一些中国元素或者自己对中国的理解到我的作品中,但不会被控制,我也不是一个典型的瑞典画家,我的作品不会有固定的风格,我在不断寻求改变和突破,有新的创造力。”

因此,杨翰松又是孤独的,他不愿意向任何主流靠拢,当年他没有成为学院派,现在已拥有声誉和诸多荣誉的他依然不是。他乐意与任何国家和背景的艺术家交流、合作,但他不会复制他人,也难以被人复制。就像他“从未有过一份领月薪的工作”一样,他的灵魂是那么地自由,思想是那么地奔放。

但他又是不孤独的,他的三维画要求观众动起来,不能只是站着,这样能够让观众发现惊喜,有别样的愉悦感。与许多画家不一样的是,在他的艺术展上,他总是会走到观众的身边,与他们交流,甚至捧起自己的作品,绘声绘色地向人们演示、讲解。他特别享受这种互动与交流。艺术把人心联接在一起。

除了来中国或去其他国家,杨翰松主要的时间都在马尔默(Malmo)的家里,马尔默是瑞典第三大城市,位于瑞典的最南端,面朝大海。杨翰松在家里就可以眺望碧蓝大海另一端的丹麦首都哥本哈根,记者顿时有了疑问:“您每日与大海为伴,为什么我看不到与大海有关的作品呢?”他低头略微思索了一下答道:“可能是怕被它吞噬吧,好久不画了,过去有过,也许20年前了。”

金融海啸以来,欧洲经济不景气,艺术品市场受到了不小的冲击。杨翰松说:“艺术家对于经济是非常敏感的,经济好或坏,艺术总是最先受到影响,不过没关系,今天不好,或许明天就好了,”他一如既往地乐观。

聊到这里,杨翰松对夫人表达了感激。他的妻子也从事艺术——在学校担任音乐教育与管理工作。“她对我的工作非常支持,有些时候可能我的收入不好,但她有稳定的收入。1980年代艺术市场非常好,她就主要在家抚养和教育孩子。我们的关系非常和谐。她会鼓励我,给我很多建议,很多时候甚至比我还要果断,比如来中国,10几年前,起初我还犹豫,她会说去吧,很好,”说着,这位白发老者脸上溢满了幸福的笑容。

“我的两个儿子也从小就喜欢艺术,喜欢音乐和绘画,不过他们最终都选择了音乐。其中,小儿子乔纳森(Jonathan)在瑞典是很知名的明星,卖出过很多专辑,被提名过两次瑞典最佳歌手!他是做独立音乐的,有流行音乐,也有重金属,还有爵士,各种不同的风格,他对待音乐的态度非常严肃,非常专业,甚至可能要超过我。我在报纸和杂志上看到他的采访,才知道我们(夫妻)原来对他(在艺术上)有着如此多的影响,而我们以前从来都不知道。”

就是这样,杨翰松一家人一直在探索着新的可能性,杨翰松说:“我们喜欢创造新的东西,不一样的东西,不会受任何东西的束缚。”

这时,思维活跃的他突然问记者:“你喜欢足球吗?”

“足球?您指的是足球?”

“对呀,你知道吗?伊布拉希莫维奇(Zlatan Ibrahimovic),你知道吗?”

“当然知道啦,他是瑞典的超级球星。”

“哈哈,对呀,他是我邻居!他人很好,很尊重我,不过对艺术没什么兴趣……”

一个拥抱,感受艺术家的温度

杨翰松是一个非常尊重人的艺术家,会主动与你握手,对你微笑,深深地点头。一天的采访和拍摄很辛苦,不要说对于一些年过六旬的长者,即使是三十岁的年轻后生都觉得非常疲劳,但他一直充满着激情,完全没有想象中的艺术家的高傲和古怪,更没有倚老卖老,如此地平易近人,如此地友善,他会把记者需要的信息尽可能地表达详尽,还会细心询问你是否满意。特别让人印象深刻的是,在聚龙古村取景时,我们发现了一间私人画廊,里面的艺术氛围很不错,可是,墙上挂着其他艺术家的画使他很犹豫,最终他还是拒绝在里面拍摄,因为要尊重那位艺术家,也要尊重自己,更要尊重艺术。

驱车回到他的住处时,已经是夜晚了,我们握手道别,他还主动张开双臂与记者紧紧拥抱,你能感受到一股热烈的暖流,那来自艺术家的温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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